我国的读者对公元二、三世纪之间“三国”时期这段历史最为熟悉,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三国演义》这部小说。此书虽系小说,但“三分为虚七分为实”,大致脉络和主要人物还是基本上有依据的。在中国版图上,三国故事的发生地最多的应是今之河北、河南、湖北、四川、陕西等地。当然,也涉及到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山东、甘肃等省的一些地方。但最有声有色、最脍炙人口的故事发生地,我觉得应首推今之湖北,而湖北又多集中在荆襄地区。
在过去一、二十年间,我曾多次往访到荆襄地区,但襄阳以南不远的南漳县却没有去,应是一大遗憾。恰因去岁深秋季节的一次文学活动而得遂夙愿。我素知南漳可观之名胜景点颇多,在此仅就我拜谒与三国故事密切相关的水镜庄说说我的感受。

水镜庄位于南漳县城南郊不远处。东汉末年司马徽(字德操)因避北方战乱隐居于此。司马徽为当时品德学识俱为人称道的高士,作为学者、教育家也是敏于关注时局动荡的政治家,与同时隐居襄阳以南岘山的名士庞德公交厚,并和胸有抱负的徐庶、诸葛亮、庞统等交往密切。庞德公对司马徽誉为“水镜”先生,称诸葛亮为“伏龙”,庞统为“凤雏”。水镜先生对诸葛亮和庞统极为器重,断言“伏龙、凤雏二人得一可安天下”,并与徐庶竭力向刘备推荐诸葛孔明。因此,可以这样说,“三顾茅庐”虽发生于襄阳降中,但发端于这里的水镜庄。刘玄德的“马跃檀溪”则是预示他不论经历多少周折也要使“卧龙”出世而共谋扭转乾坤之策。

一架铁索板桥晃动摇曳,恍若艰难地将我们这些远来的探求者承渡至一千八百年前的神秘处所,去感受一个耳熟悉能详实却非常陌生的境界。眼前“水镜庄”三个古朴苍然的大字顿时使那些从书本上领略到的情景纷至沓来。庭院、古树、碑碣,尤其是庄院背景那扇形的山脊,都充溢着浓浓的沧桑意蕴。就连鼻息中感受到的混合着青苔和古木的气味,都使来访者确信这就是那位隐者居住、讲学以及与友朋知音纵谈天下大事的所在。纵然节令正值深秋,我们似乎仍可感受到先贤的体温,隐隐听到那流连在树丛叶隙间的吟诵之声。
当文友们竞相摄影留念时,我独步沿山壁而行于西向小径,沉思于当年水镜庄主人及相关的历史事件,揣摩彼时人们的心迹与活动,思考着不仅在当时而且可以贯穿时空的人生至理,经验和教训,亦可理解为古今人们的对话一一

司马徽和庞统无不具有济世之胸怀和知人之眼光,表面似淡然却并非疏离尘世,双肩虽无有形之担当实则不乏炽热之心肠。正因如此,才能一再向自认为值得信赖之君推荐贤能。从一定意义上说,“伏龙”、“凤雏”尤其是诸葛亮日后得以施展抱负,不仅是由于刘备的信任,亦有水镜先生等人的贡献在焉。只不过,他们只是基于做人的本份,济世之责任,而绝无个人利欲成分。由此有见出彼等人格之高洁。他们后来的经历在继续验证着这一点。司马徽虽由于荆襄地区“沦陷于曹操而实被襄胁至曹魏营中”,但不久即疾终,说明其处境完全违其所愿而郁郁所致。庞德公则被召而不受,宁鹿门山中采药而终。无愧于水清镜心之士也。

言至此,我忽然想起曾有论者说,三国时期某些有志有才之士(包括诸葛亮 ) 不去投靠雄才大略的曹孟德而选择倾向于刘备,是典型的迂腐之举。当我乍听之时不禁摇头。但随后觉得不能简单地冠之以“势利眼”、“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了事。因为,这也是由于当下某种片面观点的影响,才造成这样以实力定取舍的非此即彼的选择法。事实上,如认为司马徽、庞德公乃至徐庶他们的倾向与选择是“迂腐”,那才是十足的可笑之见。他们在曹操与刘备之间所产生的感情倾向和行为选择,既不仅仅是因为刘是所谓“中山靖王之后,孝景皇帝玄孙”,也并非其人有什么“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的异相,本质上说,还是相对说来在强力制胜与仁厚服人之间的选择。尽管前者其势汹汹、凶悍异常,而后者暂时处于弱势,仍不能改变他们精神天平的定势。这种观念的形成既是本性向善所决定,又是后天教养之使然。总之是政治倾向与人性向背的自然契合,是难以改变的综合体,体现了他们清醒的价值观和政治观。可以说,在那个时间节段,荆襄地区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也是比较清醒的“拥刘派”。它的形成不是偶然的,主观的人性“色泽”与政治要求适应了客体召唤,这就是一种信仰。这样的信仰在中国民间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群的“心理倾向”的。他们往往并不如某些人的观念那样以表面的强弱乃至成败定爱憎,并不因雄才大略的“魏武挥鞭”乃至东临碣石诗情大发而模糊了对相对善恶的分辨。这与我们对历史人物功过的全面评价虽有联系却又并非同一概念。也就是说,历史人物的本领和功业与公众的人性道德评判有时是存在一定差异的。

与上述相联系的是,我又想到了“气节”。这个也许被某些更“明智”之人渐行疏淡的字眼,实际上仍有很重的精神价值。所谓“气节”当然是坚持正义的高尚品质与节操。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抗战时期人们对认贼作父背叛民族和人民的汉奸深恶痛绝。而在一千八百年前,徐庶(元直) 纵然被诱骗至曹营,但终生不为曹魏设谋出力,一直受到后世百姓所称道。其母为他“事曹” ( 虽然并非心甘情愿)而自缢明义,被后世誉为历史上的“贤母”之一,足见“气节”之公众道德生命力。
那日,当我们由水镜庄返转,仍由铁索板桥走过。不知怎么的,我觉得晃动得轻多了。这时,我已背对山庄大门。但背对不等于背离,更不意味着遗忘。谨著此文,以为永证。

石英,原《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发表作品传记文学《吉鸿昌》 长篇小说《文明地狱》 《同在蓝天下》等;散文集《石英散文集》《石英美文集》《当代散文名家文库.石英传》等;诗集《石英精选诗选》等;以及文艺理论专著《散文写作的成功之路》等共计六十部一千余万字。
作者:石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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